星空体育在线官方vip:退居二线回老家遭子女反对：脱下军装我还是农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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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80年的一个午后，南京城郊的风有些闷热。院子里，一个身材结实的老人戴着草帽，蹲在菜畦边松土，指间全是黄泥。警卫提醒他：“首长，中央的电话。”老人抬头笑了一下：“记住，我现在是个种地的老头子，不是‘首长’。”说完放下锄头，却没急着洗手，只是顺手在裤腿上抹了两下，带着泥印走进屋里。

　　对熟悉他的人来说，这样的举动一点也不意外。哪怕在新中国已经成立三十多年之后，哪怕身上早已是上将军衔、常委的身份，他心里认定的标签只有一个——“农民”。

　　1906年出生在河南新县许家洼，那是一片多山少地的地方。山陡，路窄，地不多，庄稼却要靠天吃饭。童年时，家里穷得很，一年四季最熟悉的味道，就是汗水和草根的苦涩味。

　　那时乡里老人常说：“不怕没地，只怕懒人。”这种朴素的观念，对小影响极深。挑粪、割草、插秧、打柴，他样样都干得利落。他很小就明白一件事：在土地边上混饭吃，手不勤快，肚子就要受罪。

　　但不得不说，勤劳在那个战乱年代，并不总能换来温饱。北洋军阀混战，土匪横行，大户人家有枪有势，穷人种出来的粮食，经常被一纸“摊派”或者一队兵丁扫荡一空。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，说过一句话：“地是在脚下，命却不在自己手里。”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当时许多贫苦农民共同的体验。

　　二十年代初，少年亲眼看见许多乡亲被逼得走投无路，有的卖儿卖女，有的铤而走险上山当匪，有的人活活被逼死。他心里那股倔劲上来了：总得找条活路，总不能一辈子这样被人踩在脚下。

　　在大别山一带，关于少林寺的传说流传已久。会武的人，有出息的人，好像都跟“练武”三个字扯得上关系。也是这么想的，便一路辗转去了河南登封，希望“学了本事，能替穷人出气”。

　　进少林寺学武，是他人生第一次大转折。每天晨钟暮鼓，扎马步、练拳脚、习刀枪，身体是练硬了，眼界也慢慢开阔了。寺里来往人多，有商贩，有镖师，有逃难的读书人，也有各色兵痞。形形的消息，在茶水间、在院子角落里飘来飘去，让这个出身山村的少年，第一次隐约意识到：天下不只是眼前这一沟一坎的庄稼地，还有复杂得多的权力与争夺。

　　几年之后，他离开少林，投身旧军队，一开始只是想“有口饭吃，有杆枪在手”。在行军打仗中，他确实也做过许多“打抱不平”的事：替受欺负的百姓出头，为被军官刁难的士兵撑腰。有时候见不得人欺负老实人，冲上去就是一拳，脾气暴躁得很。

　　然而过了一阵，他发现，自己再怎么逞一时的义气，也改变不了压在穷人头上的整座大山。旧军队打来打去，多是军阀之间分地盘，最苦的还是老百姓。每次从一个地方撤离，村子里的哭声和骂声，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　　转机出现在1926年。那一年，北伐军声势正盛，鄂豫皖一带的农动风起云涌。大别山区的穷苦农民，在党的领导下，第一次组织起来，喊出“打土豪、分田地”的口号。田里、祠堂里、山坡上，到处都在开会，讲穷人翻身的道理。

　　对来说，这一幕震撼极大。过去他以为，穷人只能靠个别豪侠出头，或者指望“好官”开恩。可那一阵，他看到的是成百上千的农民自己站起来，自己商量，自己斗争。他意识到，这种“组织起来的力量”，跟自己过去单打独斗完全不是一回事。

　　他反复琢磨后，做出决定：跟着干。那一年，他刚二十出头，却已经看透了旧军队的许多内情。他在家乡组织农民自卫队，担任乘马岗两个乡的自卫队大队长，从此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道路。

　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，鄂豫皖根据地斗争异常激烈。红军队伍持续不断的发展，也不断遭遇围剿。从一名普通战士，一步步干到班长、连长，再到团长、军长，每一步都踩在血与火的路上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他的军衔、职务在往上走，人却始终带着一股“地里刨食”的味道。行军路上，只要路过庄稼地，他总要抬头多看两眼，生怕部队踩坏了田里的麦苗或秧苗。看到战士随手折老乡的树枝，他一顿训斥绝对少不了。

　　有战士不理解：“首长，跟敌人打仗要命呢，踩点庄稼算什么？”回答一句：“你家要是就这么几亩地，被人踩坏了，你啥滋味？”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却道出一个农民出身将领的本能——在他心里，土地和庄稼不只是粮食，更是农民揪心的命根子。

　　红军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，一场又一场大战，都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。他打起仗来，有名的勇猛，脾气上来了，谁的话也不爱听。但在对待群众问题上，他却严得很。每过一地，他反复叮嘱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“能帮就帮一把”。很多老乡后来回忆，说这个“许将军，嘴上凶，心里却向着穷人”。

　　抗战时期，他被调往山东胶东，担任胶东军区司令员。那时候日伪军“扫荡”频繁，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。盐路被堵，粮路被卡，前线打仗要子弹，后方百姓要吃饭，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

　　在胶东军区开会时，他曾把干部们叫到一起，很直接地说：“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农村出来，知道农民的苦。现在部队难，老百姓更难。咱不能光靠伸手，要想办法自己生产。”一句“有盐同咸、无盐共淡”，既是号召，也是态度——困难大家一起扛，但不能只让老百姓扛。

　　随后，胶东军区全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。指战员一手拿枪，一手握锄头，在荒坡上开田，在河边修渠，挖沟引水。机关干部也不例外，都分到了生产任务。

　　有一次，机关给划了一块水源好、土地肥的良田，大家认为“司令员总得有个好样子的田”，谁料他看了之后脸一沉：“这是咋回事？好地给自己，占了群众便宜，叫老百姓怎么想？”当天，他就要求换地，专挑河边的荒洼地，带着机关干部和战士一起开荒。

　　这一带头，士气被带起来了。仅1942年一年，胶东部队就开荒出数千亩新地，收上来的粮食、蔬菜，既补充了部队口粮，也减轻了对老区百姓的负担。这些具体的数字，在当时的困难环境下，分量极重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老百姓对他的这份真心，很快也回馈到了他身上。一次作战中，他负伤与部队失散，天快亮时还没找到落脚处，被敌人发觉就是生死关头。就在这时，两位上山砍柴的农民发现了他。

　　这两位农民二话不说，把他背回家，冒着被杀头的危险，把他藏在屋后秘密的夹墙里，悄悄为他熬药、换药。敌人搜了好几次，翻锅台、掀床板，却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悬赏通缉的“要犯”，就躺在他们眼皮底下养伤。

　　许多年后，他提起这一段经历，说得很直白：“人民救了我不止一回，我欠他们的命，多得还不清。”这种感情不是口号，而是生死关头结下的血缘般的信任。

　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，鄂豫皖、川陕、胶东等老区的群众，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：送子参军，抬担架，运粮运弹，掩护干部，很多人连名字都没留下，就长眠在荒山或沟坎里。一直认为，这些人的功劳远在许多将领之上。

　　1949年，全国解放，枪声逐渐沉寂下来。身上的军装越来越“显眼”，职务也一再提升。南京、广州，他在大城市担任要职，身边多了汽车、会议、文件，也多了各种应酬。

　　然而有意思的是，越是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他对“土地”的念想越强烈。对他来说，城市的霓虹、商店的橱窗，都没有一块整整齐齐的菜地来得亲切。

　　1965年，出任司令员。南京是一座有厚重历史的古城，军政机关林立，气氛庄重。但在许多南京人记忆中，最鲜活的画面，却是他带着一群将军，在球场上跟农民打篮球的情景。

　　那一年，组织了一场颇为特别的友谊赛——军区机关干部对阵江苏丹阳县的青年农民队。消息传开后，围观的群众把球场里三圈外三圈挤得水泄不通。按老观念，将军和农民之间隔着天堑，很难在同一块球场上你来我往。可新中国成立后，这样的“旧礼法”早被打破。

　　比赛打得很热闹，也上场。虽然年纪不算轻了，但跑起来脚步还很利索，抢篮板、传球，汗水顺着脸往下淌。赛后有人感慨：“这在旧社会，想都不敢想。”在现场的农民青年，许多年后还会津津乐道这场比赛，感觉自己跟“将军”之间，竟然能这么近。

　　对于这种场合，他说过一句颇有代表性的话：“我们的祖国的将军和农民，都是革命。再说，我们原本就是农民，干过种地、放牛这些活。军装一脱，还不是一样？”

　　在工作的这些年，他另一个执念，就是部队的农副业生产。他的考虑很现实：部队人多，国家财力有限，光靠外部供应，难免紧张。能自给一部分，不仅能减轻负担，还能锻炼官兵的劳动本领。

　　他提出了“连队有生产地，师团有小农场，军以上有农副业基地”的要求。尤其是在沿海岛屿驻防部队，因为耕地少、补给不稳定，生活上的压力更大。他多次到岛上调研，要求修梯田、造水渠，甚至亲自带人到海边筑堤，围海造田。

　　有个岛上部队和地方公社联合开辟了试验田，种出了不错的收成。他看后连声称赞，说“这路子好”，回去后专门在会议上讲，鼓励推广这类“军民合种”的办法。

　　那时候南京城内不少副食品还要凭票供应，肉蛋禽类紧缺。有人悄悄提议，能够最终靠“关系”多搞些配给，被他当场否了。他的态度很干脆：“遇到难处，自己想办法。啥都靠开后门，那还要纪律干什么？”

　　按照他的指示，南京附近陆续办起七八个小农场，重点养鸡鸭，养猪，养鱼，种蔬菜。这些农场产品，优先保障军区机关和一些需要照顾的单位，余下的则投放市场。南京市民当时有句半开玩笑的话：“许司令在，城里鸡鸭鱼蛋都多了几分。”

　　说到底，他搞农副业，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大局出发，另一部分则出自骨子里的农民本能：粮在地里，心里才踏实。

　　在生产实践中，他对农业科学技术也很上心。听说某农学院培育出高产高粱、地瓜新品种，一株高粱能多穗结籽，一窝地瓜能结出一大串，他马上指示在军区农场试种。他的逻辑很简朴：想多打粮，光凭蛮力不够，还得靠技术。

　　1971年，司令部下属的西村农场成了试验田。那一年，农场里车来人往很热闹，一辆辆军车拉来官兵，在地里深翻、施肥、除草，用的是“人海战术”，但对试验要求却非常严格。

　　秋后收获时，高粱一片红浪，地瓜越挖越多。有战士挖出一只近二十斤的大地瓜，在地里一喊，引来一群人围着看。听说后也很高兴，一度打算把这只“大地瓜”送到北京，让毛主席看看成果。再一想，送实物不方便，最后改成拍照，附上说明送去报喜。

　　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折射出的是他对农业生产的那股认真劲儿。对他来说，战争年代抢占的是高地和平原，和平时期要争的，则是产量和收成。

　　外人眼里，将军似乎离不开会场、军车、作战图。可在自己的生活中，最重要的空间，却是菜地、鱼塘、猪圈和山林。

　　进入七十年代末，他已是位高权重的老将领。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后，组织上作出调整，他从司令员岗位上退下，转任常委。按惯例，这一级别的领导，多半在北京工作和居住。有关部门很快就为他在北京安排了住所，条件优越，考虑周全。

　　这时，他却有了不同打算。多年的南方生活，让他习惯了那里的气候环境；更重要的是，他始终对大别山有种说不清的牵挂。完全回到山里定居并不现实，但他希望能在南京这样一个离家乡相对较近的地方落脚。

　　于是，他托秘书起草报告，向中央提出在南京定居的请求。理由很实在：其一，身体已上了年纪，不太适应北方气候；其二，准备静下心来撰写回忆录。了解他的情况，又考虑到他多年在南方工作，对此予以批准。

　　组织同意了，他心里踏实了，真正的难题却在家里——夫人田普和孩子们并不赞成。他们在大城市生活多年，对生活条件和医疗环境都有自己的考量。尤其是几个孩子，都是在城市环境里长大的，对父亲口中的“乡土生活”没什么兴趣。

　　有一阵，家庭气氛颇为紧张。报告已经获批，准备扎根南京，家里人却都表示“不愿跟去”。田普甚至有一段时间没有到南京看望他，以示不满。对普普通通的家庭来说，退休住在哪座城市就已经是大事，更何况是一位大将军，要在重大的人生阶段做出这样的选择。

　　过了几周，田普还是带着孩子来南京看他。很自然地迎出来，把亲手种的菜、瓜果端上桌，又端来自家养的鸡下的鸡蛋，叫他们尝尝。“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，自己养的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多少带点得意，“不花钱，也安心。”

　　饭间谈到定居问题，田普忍不住说：“你这事决定得太快，怎么也要听听孩子们的意见。”她的顾虑，并不复杂：一边是老伴对乡土的执念，一边是孩子们切身的生活打算，这两头总要想个折中办法。

　　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们是从土里刨食出来的，人老了喜欢清静，喜欢田园，这是自然。孩子们不一样，他们从小在城里长大，手上没长茧，眼界也跟咱不同。要他们跟着我回去种地、养鸡，不现实。路在他们自己脚下，爱往哪儿走，自己去闯，别勉强。”

　　这段话，说得不重，却是他的真实想法。他没有要求儿女必须围在自己身边，也没有用身份给他们施压，而是选择各走各路：他守着菜地和鱼塘，孩子们去城市里找自己的方向。

　　就这样，留在了南京，过上了近乎“半隐居”的生活，而子女则按部就班，在各自的岗位上打拼。这种“分居式”的家庭状态，不免让旁人感到有些疏离，但从他的角度看，这也算是对“各有各的活法”的一种尊重。

　　定居南京后，他住进了中山陵8号。这个院子原本规整得很，有高墙、有花坛、有铺得平整的水泥路。但在他看来，这么多东西都透着一股“冷”，缺少烟火气。

　　搬进去不久，他便开始“改造环境”。围墙边的花坛，一块块被人铲掉，换上的不是观赏用的花，而是砖砌的猪圈。他让人挖了个方方正正的鱼塘，填水、投苗，锯木板搭鸡棚，栽上蔬菜和瓜苗。原本看上去像城市机关家属院的地方，很快有了农家小院的味道。

　　每天清晨，他戴上陈旧的草帽，穿着旧式的草鞋，在院子里翻土、拔草、施肥。看见哪块地土色发白，他就拿锄头翻一翻；菜叶发黄，他蹲下来看是不是水多了或少了。警卫员有时劝：“首长，这些活交给我们就行了。”他摆手：“你们还有任务，这个最合适。”

　　院子里还有一块空地，他偶尔会拿起旧枪比划几下，做些简单的武术动作。对他来说，舞枪弄棒不只是健身，也是旧日军人生涯的一种延续。只是此时的枪，更多是象征意义，真正起作用的，是锄头和锹。

　　生活安排上，他坚持简单朴素。1980年夏天，有人记录过他一天的饮食：早餐稀饭、榨菜、煎鸡蛋；午餐一碗肉、一碗青菜加汤；晚饭少量面条配几碟小菜。这些菜里，青菜、辣椒、苦瓜，多是自家地里产的。鸡蛋来自院子里的鸡棚，鱼则可能是鱼塘里现捞的。一来节省，二来他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踏实感——吃自己种的，心里清楚得很。

　　有时候他兴致来了，会亲自下厨。清水煮鹅、清蒸鱼、肉丸子，是他的拿手菜。做菜的方式也跟他做人有点像：讲究原味，不喜欢太多花样。他不追求山珍海味，反而爱那种带着土气的家常味道。

　　至于打猎，则是他在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。南京周边山林不少，早些年野兔、山鸡、野禽颇多。他常带几个人悄悄进山，一天不打到猎物，心里就痒得慌。女儿许桑园曾感慨：“父亲不爱城市那一套，一个星期至少要去一次野外，否则就浑身不舒服。”

　　那会儿还没有如今这样严格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，他打猎的范围越跑越远，甚至跑到安徽境内。有部队打趣说：“许司令来了之后，方圆几百里飞禽走兽都少了不少。”这当然有夸张成分，但从侧面说明他对山林的亲近。

　　后来，出于安全和管理考虑，发文要求全军严禁打猎，以免发生误伤事故。文件下到，他在批示上写了一句话，颇有性格：“同意，打猎不行，打鸟还行。”从文字上看，他似乎还在替自己的爱好留一点余地，但从此之后，正规意义上的打猎活动也收了手。

　　退居二线后，他对待组织活动的态度颇为明确：能不参加就不参加。对各类会议、庆典、剪彩，他常说：“我现在就是个老百姓，一般的活动不去，免得给组织添麻烦。该退的就得退干净。”

　　这一点，在一些战友看来，带着几分“倔强”。但站在他的角度，战场上的轰鸣已是前半生的事，后半生应该留给安静和反思。他私下里曾说，希望能用余生把过去的经历整理成文字，让后来人少走一些弯路。他不喜欢用“回忆录”这个词，觉得有点“抬举自己”，只是说“写点给后人看的东西”。

　　在南京过日子的几年里，大儿子许光曾去看他。推门一进屋，眼前情景让他愣了一下：老人蹲在卧室一角，面前摆着一个洗干净的油桶，改成了土炉，炉膛里是木炭，架着个小铁锅，锅里咕嘟咕嘟煮着萝卜、羊肉和粉条。

　　“爸，您怎么还用这样的一个东西烧饭？”许光有些不解，“部队三十年，也没见哪个首长这么过。”

　　抬头瞅他一眼：“能吃饱就行。用这个，省煤气，也顺手。”说得云淡风轻，好像这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。这种朴素甚至略显“寒酸”的生活小习惯，放在一位战功赫赫的上将身上，确实有些反差。但他自己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反而乐在其中。

　　有一次，他给自己写了一段话，算不上正式诗文，更像是对晚年生活的自我画像：

　　“宁静以致远，淡泊而清心。退休不发愁，田园晒日头。养鸡又种菜，打猎交朋友。偶间乡亲来，顿顿有美酒。肉食是猎物，菜是池中藕。丰衣足食乐，能活九十九。”

　　字里行间，透出一种粗犷却自足的态度：不求奢华，只求踏实。日头暖一点，菜地肥一点，乡亲来时桌上有酒有肉，这样的日子，他觉得就很满足。

　　在南京，他对来自故乡的新县人特别热情。只要身子还扛得住，只要时间允许，老乡上门，他几乎从不拒绝。他讲得很直白：“我是大别山养大的，老乡用命护过我。今天他们来看我，我哪有理由把门关上？”

　　很多大别山的干部、老战士、普通农民，来南京办事，都会绕道去看他。一些人带来的是土特产：腊肉、土鸡蛋、山里的干货；有的则带来家乡的新变化：修了什么路，打了多少井，哪块曾经的荒山梯田上粮食收成如何。他听得很认真，不时提几句问题，问得也很细：某条路修得牢不牢，山上树种得活不活，去年干旱有没有应对。

　　说话间，他时常把话题拉回过去：某年某月哪场仗，哪条山沟里躺着多少烈士，有哪家人送出几个儿子再没回来。他记得很清楚，名字、地名、时间节点，常常一口说出，让听的人心头一紧。

　　对他来说，战争已结束，但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农家子弟，永远都不可能变成一串冰冷的数字。他很清楚，自己之所以有机会在南京的小院里种菜、养鱼，跟这些人的付出有直接关系。因此，他晚年常提“人民是亲爹娘”这样的说法，并不是客套，而是对整段经历的总结。

　　回望的一生，从大别山的山谷出发，经少林寺、旧军队，再到红军、八路军和，他的人生跨度很大，战功也确实显赫。但贯穿这条长线的，有一个不变的底色：农民出身，农民本色，农民心肠。

　　当年在司令部办公室里，他会关心老区庄稼长得好不好；在战火纷飞的根据地，他会记挂老乡有没有口粮；在任职时，他惦记的是部队和地方的副食品供应；退居二线，摘下军装后，他主动回到了土地边上，用锄头和草帽，结束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。

　　“脱下军装，我还是农民。”这句话，他不止一次对身边人说过。与其说是自谦，不如说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一条原则：不管位置多高，不管经历多复杂，只要心里记得最初那一片薄薄的田地，就不至于忘了是谁在用粗糙的双手托起了这一个国家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